《磧砂藏》全稱《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經》，由南宋磧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經版局組織刊刻。作為江南私刻大藏經，歷來為佛教收藏和研究者所重。此藏始刻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刊刻完成。南宋寶佑六年（1258）磧砂延圣寺遭火災，包括《大般若經》、《華嚴經》等經典在內的部分經板被燒毀，促使妙嚴寺本補入其中，后又經明代補版，所以傳世面目多樣。其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經卷為元代以后刊成，宋刻尤為珍貴。
2022西泠春拍
Lot401
南宋磧砂藏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四》（呂頤正兄弟助刊題記）
（后秦）三藏沙門鳩摩羅什 譯
南宋刻磧砂藏本
1冊68折?藏經紙
半框：24.5×11.2cm?開本：31×11.2cm
RMB: 75,000－100,000
此次2022西泠春拍呈現的這一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四》，即為南宋咸淳間延圣院第五任住持可樞主持刊造經卷，當寺僧比丘清滿書文。全冊經折原裝，首尾全。共14版，板框有天地邊線，長約55cm,寬約24.5cm。每版錄經文30行，每行17字，每折頁6行。內頁未經托裱，原貌留存。硬黃紙質，透光可見簾紋。首末經題下注千字文函號、冊次“海四”。收寶塔品第三十二、述成品第三十三、勸持品第三十四、梵志品第三十五。
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鳩摩羅什塑像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即《大品般若經》，又稱《二萬五千頌般若》，是鳩摩羅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至十四年（412）所譯。系大乘佛教初期說般若空觀之經典。此卷初看與其他磧砂藏零卷并無他樣，然對勘1932年朱慶瀾、葉恭綽等發起《影印宋磧砂藏經》發現，全冊雖排版大體相同，但仍存在某些差異。
比如：第一版第六折“他”、“藐”、“過”、“菩”等字，第六版第七行中“佛般涅槃”之“涅”字，可以明顯看出影印本中不同于刀法的筆劃，為人為墨跡填補，印證了朱慶瀾先生：“原本有黃闇污漬者，必加工修凈”一說，所以此卷對《影印宋磧砂藏經》中存在的補板和修繕情況提供了豐富的實料對參。
此外，在此冊冊尾新發現一行淡墨倒印題記，存“咸淳二年（1266）八月 日 呂頤正 頤仲謹題”字樣，為《影印宋磧砂藏經》所未現，并且在過去國內大藏經相關研究資料中未有載入。
題記的折頁后，還隱約可見“往生”兩字的刷印痕跡，所以推斷此條題記當是兄弟二人為紀念某位家族成員所作。我們姑且以“錯版”來稱呼以上這一現象，這種“錯版”在《磧砂藏》的刷印過程中并不是個案，比如《影印宋磧砂藏經》“兵八”的《佛說大乘戒經》后有宋平江府戴文昌夫婦捐刊題記七行，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磧砂藏本僅隱約可現“大宋國”三字。雖然不能確定為何會產生這一現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磧砂藏》的刷印和民國影印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遺漏的信息，新材料的出現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的新問題和新思考。
根據題記中“呂頤正”、“呂頤仲”二人人名，查閱《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
再結合此冊出現的題記，應該可推斷此二人淳佑至咸淳年間共同居住在姑蘇，并且明確了伯仲關系。除了數次單獨助資刊板大藏，還存在以家族為單位的發愿行為。由此產生對南宋時期，尤其是后期募捐群體的猜測，看似單一存在的佛弟子之間是否存在更多的家族關系，比如在其他卷次助刊人中出現的人名“顏汝弼”、“顏汝燮”二位等，都值得我們去進一步研究。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鄭思肖《墨蘭圖》
同時，這條具體日期留白的鐫刻題記還讓人聯想到了同時期寄居吳下的大宋孤臣鄭思肖。據元鄭元佑《遂昌雜錄》記載：“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而先生并館谷于寺焉。”其所作《墨蘭圖》，有丙午（1306）大德十年木戳題記一枚，這在傳統中國畫落款中極為罕見。
木戳記圖及宋末元初間磧砂藏題記
但以西泠本題記及宋末元初時期刊刻于蘇州的其他磧砂藏題記對校，可以發現兩者留白方式和行格有異曲同工之意，并結合其佛教信眾身份，似乎可以理解此木戳記由來。那么如果鄭思肖刻此戳記是為了在同一年的不同月份繪寫多卷，那磧砂藏的留白最初的用意又會是什么？
誠如呂澄先生所言：“在宋、元各種大藏經刻板中再沒有像磧砂版這樣關系復雜的了。”若此條題記宋時確實存在于此卷卷尾，那么將直接確定此卷刊刻年月及助刊信息；如果并非此卷所有，那又應該歸屬何卷？故在此拋磚引玉，以求后續。
另首尾經名下鈐“成都佛學社藏”朱印，知為該社舊藏。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成立，1914年居士劉洙源、龔緝熙（能海法師）等發起成立成都佛學社，此社是四川最著名的佛學團體。在其后的成都抗戰中，以佛教社為代表的佛化社團為抗戰的勸募工作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經歷了“成都七二七大轟炸”之戰火，然佛光庇佑篋藏典籍得以幸存。直至1950年成都佛學社解體，佛經因此流散。故此宋刊遺韻，歷經七百余年歲月滄桑，又烽煙洗禮，重現于世，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