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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一卷
（吳）韋昭注
清嘉慶五年（1800）黃氏讀未見書齋影宋刊本
2冊 紙本
鑒藏印：金羲淳章（白）
說明：黃丕烈題贈朝鮮使臣樸修其。
GUO YU(21 vols) FU JIAO KAN MING DAO BEN WEI SHI JIE GUO YU ZHA JI (1 vol)
Block-printed at Huang Pilei's Du Wei Jian Shu Zhai in 1800
2 albums
28.1×17.8cm
RMB: 4,000,000－8,000,000
“黃跋”《國語》——一段中朝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圃、蕘夫，自稱士禮居主人，蘇州人，乃清代干嘉時期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學家、版本目錄家。黃氏編刻的《士禮居叢書》因底本精良、校勘精審、刻印精美而為人所艷稱。此次亮相西泠春拍的清嘉慶五年（1800）黃氏讀未見書齋影宋刻本《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一卷》，是《士禮居叢書》中的第一部，故而極受重視。黃丕烈不僅與老搭檔、有“清代第一校勘家”之譽的顧廣圻（千里）一起參照諸本悉心校對，成札記一卷，還延請了錢大昕、段玉裁這樣的學界巨擘為之作序，并由名手李福寫刻上板，從校對到最終刊行歷經九年，可謂是集眾家所長的精善之本。
不過，此書真正令人樂道的，還是卷末黃丕烈題贈朝鮮使臣樸齊家的108字手跋：
嘉慶辛酉，余計偕北來，與朝鮮使臣樸公修其相遇于琉璃廠書肆，筆談半日，蒙制楹帖以贈，并索鄙制。余自惟淺陋，無所述學。近嘗翻雕影宋本國語韋氏解畧附札記，思舉以相質。而篋中又未攜此，遂丐諸友人陳簡莊所攜者贈之，所以見縞纻之風于斯未墮爾。吳縣黃丕烈識。
樸齊家（1750-1805），字修其，號檢書、貞蕤，是18世紀朝鮮北學思想的代表人物，奎章閣首任四檢書官之一。1778至1801年間，先后四次作為朝鮮使臣前往北京，與紀昀、孫星衍、翁方綱、陳鱔、黃丕烈等70余位文人有過直接交游，往來的詩文和筆談數據在樸齊家之子樸長馣編纂的《縞纻集》中有詳載。圍繞樸齊家、黃丕烈與這部《國語》，南京大學的徐有富教授在《黃丕烈跋
跋云：“嘉慶辛酉，余計偕北來”。“嘉慶辛酉”為嘉慶六年，即公元1801年。舉人赴京會試稱“計偕”，據清人江標《黃丕烈年譜》可知“是年，先生入都”，“由舉人挑一等，以知縣用，簽發直隸。先生不欲就，納資議敘，得六部主事，旋歸里。”可見，這一年黃丕烈確實到過北京。
跋云：“近嘗翻雕影宋本《國語》韋氏解”。清人范鍇《花笑庼雜筆》卷三、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六《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后》錄有《士禮居刊行書目》，其第一條款目就是“《國語》五冊，一兩二錢，庚申。”“庚申”為嘉慶五年，即公元1800年，恰好在黃丕烈入都前一年，所以說“近嘗翻雕”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士禮居刊行書目》所著錄的《國語》為五冊，此拍品為兩冊，這表明該書后來經過重新裝訂。其上冊包括《周語》、《魯語》、《齊語》、《晉語》，其下冊包括《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可見還是非常完整的。
跋云：“丐諸友人陳簡莊所攜者贈之”。陳簡莊是陳鳣的號，清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稱：“陳鳣字仲魚，號簡莊，海寧人，璘子，嘉慶丙辰（1796）舉孝廉方正，戊午（1798）舉人。”“嘉慶丙辰”為嘉慶元年，即公元1796年，陳鳣考取了“孝廉方正”。“戊午”為嘉慶三年，即公元1798年，陳鳣考取了舉人。這樣，他于嘉慶六年（1801），同黃丕烈一樣，也在北京參加會試，所以黃丕烈能夠向陳鳣求得其所攜帶之《國語》贈給朝鮮使臣樸修其。
跋云：“與朝鮮使臣樸公修其相遇于琉璃廠書肆，筆談半日”。據《海寧州志稿》卷二九《人物志》陳鳣傳記載，陳鳣嘉慶六年“會試至京，于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樸修，共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樸修以其所撰《貞蕤稿略》貽鳣，鳣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傳為佳話。”所說與“黃跋”當指同一件事。“樸修其”與“樸修”有一字之差，當以“樸修其”為是。編纂《海寧州志稿》者誤讀“其”字為“共”字，遂曰“共檢書”，其實“共”字之于“其”字乃因形近而訛。
關于黃丕烈與樸齊家的交往，《縞纻集》中還有一段記述：“余與五柳居主人為莫逆交，至都每觀書，至其肆，時遇樸貞蕤柳惠風二公，賞奇析疑，真覺此番北來，真交海外君子。”可見這一年，黃丕烈在琉璃廠得交的除了樸齊家，還有同任奎章閣檢書官的柳惠風（得恭），而從中“做媒”的正是黃丕烈的“莫逆交”五柳居主人陶蘊輝。可以說，干嘉時期隨著朝鮮使臣的燕行，兩國文人的交流十分頻繁，不少生動、有趣的珍稀史料在朝鮮學人的《燕行錄》中有詳細記載，但卻未見于同時代的中國史籍。西泠春拍中這部《國語》的“黃跋”，是迄今所知唯一一篇黃丕烈題贈國外友人之跋，故而尤顯珍貴。
該書采用高麗本常用的五眼裝訂，封面與封底均用朝鮮皮紙，品相精好，每冊扉頁有金羲淳之鈐印。關于金羲淳，史載資料不多，根據浙江大學歷史系楊雨蕾《黃丕烈和朝鮮學人交往小考》一文可知，金羲淳（1757-1821），字太初，號山木、景源，時號文簡，本貫慶尚道安東。1789年式年文科甲科及第，擢升為抄啟文臣，隨著金祖淳（1765-1832）地位的提高和安東金氏勢道政治的出現，其官級也不斷提升。1800年至1806年間，歷任吏曹參議，吏曹參判，戶曹、禮曹、兵曹、工曹參判，行大護軍，漢城府判尹、大司憲等職。純祖9年（1809）任吏曹判書，官至從二品。《國語》經樸齊家攜帶歸國后的流傳經歷，在沒有充足史料的情況下難作定斷。不過金羲淳曾任弘文館副修撰、副應教、應教等職，而弘文館為朝鮮王朝三司之一，主管內府的經書、史籍、文墨，時奎章閣隸屬于此，因此金羲淳任職期間應和作為奎章閣檢書官的樸齊家等人多有來往，他的得書可能與此有關。中文古籍在當時的朝鮮人眼中是珍罕之物，得者寶之愛之，故此，時越二百余載，本書品相依然清爽，頗不似前朝舊物。
此部《國語》得“黃校”“黃刻”“黃跋”于一身，且涉及友邦宮廷，一朝歸國，完璧如初，其珍貴程度自不待言。
